孙扬：抗战时期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实践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中国联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主张与实践。全面抗战爆发后，利用香港特殊地位争取英美支持和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即派遣游击队开辟港九游击区。东江纵队及港九大队遵照中央指示，立足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连接点，与英合作实施国际大营救，与美联手通过情报合作制敌。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抗战中的落地，加速了胜利进程，彰显了为人类正义与自由而战的国际形象。

  抗战时期，中国在香港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践，既着眼于战略全局纵横捭阖，也立足于具体实际折冲樽俎。太平洋战争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及其领导的港九大队与英美盟军合作，将国际统一战线的宏观战略贯彻于香港敌后游击战的具体斗争实践，使国际统一战线在国际国内两大战场连接点的香港成功落地，在革命史、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备极其重大而特殊的贡献。

  学界对抗战时期国际统一战线的已有研究，聚焦于讨论其如何形成，关注其思想理念、策略演变等内容。事实上，国际统一战线既包含擘画，也关涉贯彻，与英美的军事合作即是贯彻层面的具体实践，香港抗战是这一实践的独特组成部分。然而，运用中外文献考察相关历史的学术成果寥寥，相关研究未能明确回答国际统一战线何以能在香港抗战中落地这一重要问题。解读国际统一战线的贡献，难免因证据链条关键环节的缺失而义有未臻。香港因其特殊地缘，成为游击队与盟军共同抗敌的战场空间，为贯彻国际统一战线、发挥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提供了难得条件。在史料方面，与盟军双方的文献形成相互印证，提供了拓展和深化既有研究的可能。故本文拟以东江纵队及港九大队与英美盟军的抗日合作为中心，重点考察国际统一战线的落地过程，以期增进对敌后抗战国际贡献的理解。

  抗战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指示各国“要千方百计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建成统一战线”。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并结合本国实际，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此后6年间，国内外局势激烈震荡，在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上，就是否联合英美，的态度几经曲折反复。长期视英美为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视蒋介石集团为亲英美的独裁政权。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不仅使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迅速转变，也使国际间主要矛盾发生明显的变化，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有了贯通的可能。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坚持政策，加之英美一度对日妥协，曾引发对“东方慕尼黑”的担忧。1939年前后苏联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变化和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也影响国际统一战线月，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联合英美的方针基本确定。中央号召：“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几个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德国入侵苏联前，已开始利用香港特殊地位争取英美支持援助，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是联合西方进步人士，将香港打造为海外抗战宣传阵地和援助物资接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的是1938年成立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香港八办由周恩来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Clark Kerr）提出并获同意后设立，除接收海内外捐款捐物外，海外华侨、外国医生和进步记者亦通过办事处前往八路军、新四军中工作。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会长分别由宋庆龄、宋子文担任，委员包括英国社会活动家希尔达（Hilda Selwyn-Clarke）和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师法朗士（Norman France）等。利宁（John Leaning）、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贝特兰（James Bertram）等西方记者参与保盟国际宣传工作，编辑《保卫中国同盟年报》《新四军》等英文出版物，争取英美人士对的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1939—1940年，保盟收到捐款港币19万余元、国币25万余元。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大量医疗物资经越南海防运至延安、五台山和皖南等地。

  德国入侵苏联后，利用香港信息灵通的优势，研判日本与英美开战的可能性。中央致电香港八办，“今天国际形势已根本变化，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对立”，指示“改善与英、美在华人员的关系，促进中、苏、英、美反法西（斯）国家之联合”。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组阁，20日香港八办负责人向中央报告，据香港、新加坡等地英文报纸评论，英美对东条内阁态度“非常强硬”，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称，已无可能对日本让步。虽然表示目前还无法肯定日本将实施“南进”或“北进”战略，但他判断日本“北进”只是一种“姿态”，目的是策应重庆亲德日派，离间中国抗战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寻求与建立军事合作伙伴关系。此时香港是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前哨，如何防卫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英方合作计划有二，一是利用琼崖游击队破坏日军机场，削弱日军进攻时可用的空中力量；二是武装东江游击队，使其配合英军防御作战，但两项皆未成功。10月24日，英军远东司令部派员联络香港八办，提出英方将炸药运至广州湾，再由方面运往海南岛，希望在海南敌后作战的冯白驹部炸毁岛上日军机场。为此，英方要求冯部派员赴港学习炸药使用技术，表示愿意提供军火和无线电器材。中央批准合作，并同意所提条件，即由冯部在港设立联络机关，由英方供给枪械、弹药，提供经费并帮助训练人员。此后一个多月中，英方与香港八办多次协商，中央指示：“开口不要太大，条件不要太苛，否则将来难于兑现，反为不好。”12月5日，双方基本达成一致。当日，与贝特兰面见香港警务处处长俞允时（John Pennefather-Evans），商议成立合作办事机构，以“广南公司”为名作掩护。英方同意为琼崖游击队提供驳壳枪1000支、轻机枪250挺，另拨给东江游击队驳壳枪500支、轻机枪50挺，还表示可将武器运至广州湾，由香港八办负责后续转运。然而，东江游击队派员赴港与英方进一步磋商时，英方却提出监督武器使用、游击队不能进入香港等苛刻要求，双方合作未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中央书记处当即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由英美供给武器，我们派人帮助组织”。12月9日，中央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的任务是“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同日，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指示：“中国人民与中国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开展华南海南越南以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的区域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应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共同组织游击战争。”此时，中央已将贯彻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重心置于联合英美在华南和东南亚开展游击战上。尽管此前与英合作未果，东江游击队仍决定自主开展保卫香港的行动，在乌石岩—龙华—布吉公路沿线布防，袭击向香港开进的日军，并派遣小分队潜入敌后作战。

  开辟港九游击区，使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落地，是中央、香港八办、华南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上下协力的结果。日军进攻香港，中央指示联系东江游击队，要求尽快派出精干力量进入香港。王作尧部和曾生部奉命先后派出小分队紧蹑日军之后，分别于12月9日和11日进入新界。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同时向中央建议，派曾生部向香港敌后发展，“既可打破顽派进攻，又可争取惠、港甚至英、美人士的同意而谋有力发展”。1942年1月下旬，南委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成立港九大队。2月3日，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黄毛应村正式成立，此后逐步建立起大屿山、沙头角、西贡、海上、市区和元朗6个中队。1943年12月2日，包括港九大队在内的东江游击队整编成立东江纵队，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过去在港九方面，我们曾经这样做，今后仍将这样做。”

  香港能够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落地之处，重点是它是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连接点，华南与太平洋战场西部紧密相连，盟军在此活动频繁。1942年以后，华南英军主要由军事情报和特种作战单位构成，美军作战力量主要是第十四航空队。战争末期，美国海军频繁进入南中国海活动。战场形势既取决于中日两军在华南的力量消长与攻防转换，也受到美军战略反攻进程与海空作战行动的影响。所以，作为华南最大港口城市的香港成为与盟国共同的战场空间。

  国际统一战线落地的前提，是游击队能够在看似“绝处”的香港地区生存。然而，这里“地域狭窄，海港阻隔，山小林稀”，“港九是现代化的城市，交通水陆发达便利，加以地区的狭隘分割，山脉孤立，树木缺劣……不利于我们的运动和指挥联络”。不过，这种环境亦不利于敌人。近代香港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大相径庭的风貌，一种原因是人口密集、建筑林立的工商业都市，另一方面是人烟稀少的山地、离岛和星罗棋布的乡村，后者占整个香港陆地面积的绝大部分。战前和战时，新界尚有华南虎活动。港英政府着重发展维多利亚港一水之隔的两处市区，城市路网与乡村之连接进程却严重滞后。港九大队判断，敌人“兵力不足”，无法充分配置于交通线和军事设施。

  日军兵力分布与日本对香港的战略定位有关。日本强调“迅速使香港成为我方军事基地”，“尽量限制香港及九龙之人口”，“保留我军基地之技术人员和劳动力”，“应优先确保并整备与警备及战事相关之陆上交通运输”。1942年2月，日本将香港单独划作“占领地”，成立“占领地总督部”，直属东京大本营管辖。可见，日本将香港定位为太平洋战争后勤基地，利用港口、船坞、仓库、医院等设施维持后勤运作。维护交通线畅通和市区秩序稳定是其在香港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也是其军事部署的保障。

  人稠地狭的香港，其实“敌隙”颇大。驻港日军主要由防卫队和宪兵队组成，前者专司“防务”，后者管理“治安”。防卫队人数低于战前驻港英军，至1944年时共计官兵3134人。宪兵队最初由150人组成，实施“军政”期间还要承担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和消防职责。队内成分复杂，只有150名宪兵和250名辅助宪兵是日籍，队中警察则被称为“宪查”，由华人和印度人担任，编制3000人，实际人数通常在2300至2400之间。宪兵队虽然是港九大队的主要威胁，但其新界15个哨所和站点中，屯门哨所只有1名宪兵，除大埔墟驻守一个中队外，兵力稍多的康乐园、沙头角也仅有40余名军警。

  一般而言，游击队往往通过建立政权实现发展，但港九游击区并未建立稳固政权，不过，游击队与当地乡民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来保证队伍壮大。沦陷初期，新界匪患极其严重，游击队甫一进驻即发动乡民成立自卫队清剿土匪，并通过这一种形式扩编武装，仅半年就有300人加入游击队。此外，港九大队还为新界和东江根据地之间的粮食贸易提供便利和保护，保障乡民生计。港九大队的经费主要是依靠税收，为保障商旅和渔民免受匪徒和敌伪袭扰，游击队派员护送、护航和护渔，从中收取一定税金。港九大队大部分使用英制武器弹药，装备香港战役中被英军丢弃的，并从打捞的水雷中获得炸药。

  游击队的生存发展为国际统一战线的落地奠定了基础，而游击队的“跨境”特性，则为统战实践提供了便利。“跨境”是省港区域社会的重要属性，英美人士常以“省港游击队”指称东江纵队。东江根据地“处在两大城市——香港与广州——的中间”，除了天然的地理联系外，近代华南两大都市之间呈现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紧密以及连通海外的特点。香港自开埠之后并未实施严格边境管制，与内地“有境无禁”。故此，广东沦陷后，香港成为华南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特殊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变为与英美并肩作战的前线，东江根据地成为港九游击区坚实的后方。“跨境”还体现在游击队员构成方面，曾生、蔡国梁等游击队领导者皆有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江水、罗欧锋等游击队员家在新界，罗氏兄弟还发动乡邻组织了沙头角第一支自卫队。从事国际联络和翻译工作的黄作梅与林展皆出生于香港，分别毕业于名校皇仁书院和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外语能力出众。

  与英军合作营救外方人士是国际统一战线人道主义贡献的集中呈现。开辟港九游击区后，游击队在营救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也开始协助盟军战俘和盟国平民逃离香港。由此，港九大队与英军建立联络机制，双方开展了约一年的正式合作。

  香港沦陷，守军投降，至1942年2月，共有10947名盟军官兵成为战俘，包括5072名英国人、1689名加拿大人、3829名印度人和357名其他国籍人士。港英政府公职人员被关押在赤柱，英国和加拿大官兵分别被关押于深水埗和北角，1942年4月亚皆老街战俘营启用，大部分军官被转移至此。战俘营生存环境极其恶劣，1942年营中死亡官兵人数几乎与在香港战役中阵亡的一样多。但沦陷初期，战俘营管理混乱，有战俘乘机逃出。不过，若得不到帮助，出逃的战俘也很难到达安全地带。1942年8月，4名加拿大战俘逃离北角，却因船只倾覆渡海未果，被抓获并处决。

  港九大队与英军建立合作始于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Lindsay Ride）等4人的获救。1942年1月9日，赖廉士等逃离深水埗战俘营，12日在茅坪山遇到前来搜救的游击队员，经接力护送，于18日到达惠州。转移途中，赖廉士了解了游击队的基本情况，部队的士气和纪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营救成功后，港九大队于当年2月建立国际工作小组，由英语熟练并与盟国人士有一定社会关系的黄作梅、林展等人组成，地点最初设在九龙弥敦道，三四月间迁至深水埗界限街。初期营救工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一是携带由已脱险外籍人士写给困留香港亲友的信件，得其信任，助其逃离；二是通过原有社会关系，找寻未被囚禁或逃脱囚禁的盟国人士，择机施救；三是搜集战俘营、拘留营相关情报，确定方案，再予营救。

  至1942年8月，港英警官谭臣（W. P. Thompson）、英军军官祁德尊（John Clague）等约20名盟国人士获得游击队帮助脱险。获救后，谭臣向港九大队政治委员陈达明了解游击队的活动和战术，霍支斯（Daniel Hodges）等两名士兵训练游击队员使用机枪和迫击炮。霍支斯还致信上级表示：“与我们共事的人给予我们很友善的待遇……为咱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庇护，不取分文。”战时从事志愿工作的波利屈斯特（Gwen Priestwood）夫人在游击队帮助下逃离赤柱拘留营，她表示：“我们从游击队那里收获了极大的善意和帮助，并希望有一天能为他们提供同样的帮助。”盟国人士对相关情况的介绍和宣传，使游击队“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盟国特别是英国的重视”。

  英军服务团的设立拉开了双方正式合作的帷幕。在游击队帮助下脱险的赖廉士深感建立营救组织的必要性：“除了通过港九大队控制的区域，没有一点陆路进出香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没有港九大队的帮助和允许，都无法进出香港。”可见，营救组织必须和合作。但是，英军在华设立组织须得到当局批准。英国特别行动处（SOE）曾招纳逃离香港的英军“Z”部队成员，准备在华南实施敌后行动，但当局担心英军与游击队合作并武装后者，禁止该行动。因此，赖廉士提出将营救组织设于英国大使馆武官处架构内，在第七战区协助下与“官方”和“非官方”游击队合作。1942年4月24日，英国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在武官金士刁（Gordon Grimsdale）等陪同下面见蒋介石，代表英皇向他颁赠大十字勋章。借此契机，英方提出建立组织营救香港英俘英侨的要求并获同意。据金士刁判断，蒋介石在宋美龄劝说下才改变态度。5月17日，金士刁命令赖廉士组建营救组织，任命其为军事情报第九处（MI9）驻华代表。赖廉士将组织命名为“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双方正式合作始于1942年夏。英军服务团成立初期，通过华籍情报员叶富与港九大队联系。1942年7月，服务团在惠州设置前进指挥所，祁德尊担任指挥官。31日，祁德尊致函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介绍服务团使命，表示热切希望得到游击队帮助并与之建立直接联系。为此，祁德尊命令何礼文（Ronald Holmes）率领麦伊云（Colin McEwan）、麦和乐（Edward Maxwell-Holroyd）和李耀标等组成侦察小组。该小组8月3日从惠州出发，于14日抵达新界西贡北潭涌，与蔡国梁等会商，确认双方建立正式合作伙伴关系。在报告中，何礼文这样评价蔡国梁：“我对这个人的能力相当尊重，我猜测，在新界为盟国事业工作的人中，他是最有力量的。”他还认为，港九大队“士气比我在中国看到的任何部队都高，尽管他们生活水平极低”，“他们总体上武器精良、领导有方，但训练不足，能成为一支有助于我方的游击队”。

  双方合作取得以下成果：第一，军事侦察，为营救战俘做准备。1942年9月10日，在沙田短枪队协助下，何礼文与麦和乐潜入狮子山顶，对亚皆老街和马头围战俘营、启德机场、广九铁路、九龙和新界的公路与港口等重要目标进行详细侦察并拍摄照片。同时，游击队在当地居民协助下绘制启德机场简图并交给英军。借助侦察资料，何礼文等提出通过排水系统等方式进入战俘营的施救方案。第二，建立情报交通站，开展情报合作。11月23日，李耀标再赴港九游击区，向蔡国梁和陈达明提出，在沙鱼涌、西贡和九龙设立3个情报交通站，以便在惠州和香港两地传递情报。此后，双方于上述地点分别设立代号为“X”、“Y”和“Z”的三个交通站。“Y”站不仅是传递情报、物资的交通站，亦是双方协商合作具体事宜、规划营救方案的联络点。“Z”站位于九龙市区深水埗砵兰街，以广恒杂货铺做掩护，由黄作梅化名登记注册，英方提供经费，港九大队负责管理，通过服务团华籍情报员陈养单线年夏，陈养被日军抓获，“Z”站遭搜查，被迫终止运作。第三，共同营救盟军战俘和盟国平民。服务团在战俘营内部建立秘密组织，确定营救对象并制定具体方案。港九大队负责安排秘密交通线、接应和护送。在双方正式合作的一年内，印度籍士兵孟雅星（Mehnga Singh）、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无线电工程师华德叔（William Vallessuk）等40余名盟国人士成功获救。此外，英方为港九大队提供医疗援助，曾赠送奎宁等三种西药共4000粒，并派遣军医培训游击队医护人员，1943年3月港九大队政训室遇袭后，也曾将伤员送往服务团惠州医院治疗。

  双方合作亦有矛盾。英方不顾实际，追求大规模营救战俘。1942年10月至11月，英方策划“筷子行动”（Operation“Chopsticks”），计划在夜间向亚皆老街和深水埗两个战俘营空投物资装备并实施空降，同时轰炸港九多处军事目标，乘机实施营救行动。然而，驻华英军并无军力实施计划，空降空袭依靠美军，接应护送有赖港九大队，后续撤离还需国共双方配合。港九大队认为，“他们盼望我们用大部武装力量去做抢救工作，将集中营英人大批解救出来，不顾别人的危险”，担心暴露力量，导致非常严重损失。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东江地区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军向惠（阳）宝（安）边地区的游击队发动进攻。由于形势剧变，“筷子行动”最终被放弃。此外，英方为港九大队提供经费物资的承诺口惠不实。英方原承诺每营救一人，除营救费用外，另给港币2000元。但港九大队就此事报告：“我们出生入死，所用去的经费约计港币五万以上，而他们所给我们的只有港币一千元慰劳金、国币三万元（其实就是给他们工作人员的伙食费的）。”

  1943年8月，在当局压力下，英军服务团突然终止与港九大队合作，并停止一切联络。赖廉士意识到，对于而言，“是头号敌人，日本人只排在第二位；在这一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是针对而不是针对日本人，任何与港九大队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立即被怀疑为潜在敌人”。不过，港九大队依旧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继续营救盟军战俘和盟国平民，为英军服务团过境人员给予便利。例如，1944年7月，游击队协助英海军军官葛荣（Ralph Goodwin）逃离香港；1945年7月，游击队营救贾巴尔（Abdul Jabbar）等6名印度籍官兵，且拒绝收取营救费用。

  通过国际大营救，东江纵队及港九大队成为一支“中外共知”的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游击队共营救盟国人士89人。赖廉士向东江纵队表示：“假如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他告诉英国军方，游击队“从不求回报，也不接受任何超出服务费用的报酬”。他认为，港九大队“是所有中国游击队中最积极、最可靠、最有效和最抗日的”。

  联美制敌是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抗战中最主要的军事贡献，主要是通过双方情报合作实现。与英军的正式合作终止后，游击队在美军要求下开展情报合作。美方之所以采取主动姿态，是因为其对蒋介石政权及其抗战能力的信心大为下降。形势变化也促使将国际统一战线重心转移到与美国合作上来。

  从1942年6月开始，美国驻华大使馆多次提议派员前往延安，希望分享情报。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驻华外交官戴维斯（John Davies）的建议，于1944年2月9日致函蒋介石，要求向陕北等地派遣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人员抵达延安。8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该文由亲笔修改，标题中“战友们”三个字是他特意添加的。美军提出共同设立“总管空军情报委员会”，希望提供日军机场及空军单位详情，建立组织营救美军飞行员。

  香港之所以成为双方并肩作战之处，是因为港九游击区同时也是美军航空兵的作战区域。1942年10月美军对香港首次空袭的效果乏善可陈，九龙和湾仔的船坞皆未命中，一所中文学校遭误炸。1944年12月美军空袭造成红磡一带大量平民伤亡，香港驶往澳门的客轮遭误炸沉没，导致数百乘客身亡。为获得准确的目标情报，空袭需要游击队协助。

  早在美军延安观察组组建前，1944年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就已经尝试与东江纵队建立合作。此事缘于两起飞行员获救事件。2月11日，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Donald Kerr）的战机在启德机场上空被日军击落。港九大队少年交通员李石将跳伞逃生的克尔带至芙蓉别村附近的山坳中隐藏。在游击队安排和照料下，克尔先后藏身于炭窑和山洞中。其间，日军为抓捕克尔围困观音山17天。为牵制敌军，港九大队夜袭启德机场、爆破九龙窝打老道第四号铁路桥。日军撤退后，经港九大队护送，克尔抵达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疗伤休养，于3月29日回到桂林基地。5月16日，第十四航空队一架轰炸机在大亚湾袭击日军运输舰时被击落，飞行员拉韦尔（George Laverell）等5名官兵被渔民救起后送至东江纵队司令部，并被游击队护送回后方。第十四航空队迫切希望与东江纵队建立合作，但一直未能寻觅到合适的人员和渠道。

  美国战略情报局促成了东江纵队和美军的合作。战略情报局对梅乐思（Milton Miles）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合作不满，希望扩大在华情报活动范围。熟稔中缅印战区情况的戴维斯建议战略情报局与第十四航空队互相配合。1944年夏，战略情报局在印度招募到熟悉粤港情况、战前担任长老会华南教会执行秘书的欧戴义（Merrill Ady）博士，指示其借克尔等获救的契机前往香港，与游击队建立合作。10月7日，欧戴义以第十四航空队代表身份抵达东江根据地，转交克尔以及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的感谢信，提议建立无线电台，搜集各类情报和气象报告。东江纵队分析美方目的有两点，一是评估游击队实力和配合盟军作战能力；二是搜集空军作战情报，为将来登陆做准备。中央指示：“关于外交工作方针望照中央八月十八日指示电办理（另电告），你们与欧博士谈话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八月十八日指示电”即《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该电指出，“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

  双方合作以情报工作为轴心，第十四航空队重点需求是“西江南岸与广九铁路及香港一带”情报。经中央批准，纵队决定由情报科科长袁庚组建联络处，黄作梅担任翻译，该部门慢慢地发展到200余人。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是搜集情报的主力，队员主要分布在工厂、船坞、码头和仓库，至1945年春连同掌握的群众已发展到300余人。游击队通过情报搜集协助盟军达成战略和战术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广泛搜集情报，为战略层面研判提供关键信息。欧戴义及其电台被安置于一位党员村民家中，可与第十四航空队和太平洋舰队直接联系。东江纵队通过从香港到广州、潮汕到珠江西岸纵横交错的情报网，搜集信息并提供给盟军。据黄作梅报告，在约11个月中，东江纵队提供的重要情报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军事设施情报，例如启德、白云等机场的草图和说明，香港船坞、太古船坞的草图和相关材料，香港和广州的日军机关、油库、货仓、工厂位置信息以及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新界等地工事草图等；二是日军部队情报，例如日海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第一二九师团文件等；三是香港日本占领当局情报，例如占领当局组织情况、文件、报告以及香港社会状况等。此外，游击队还提供128张日军KI-84战斗机零件图纸。据欧戴义回忆，图纸是从出逃的朝鲜人手中获得的。他认为，东江纵队提供的最重要情报是对日本在战争结束之际意图的评估。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对双方合作予以极高评价，欧戴义向曾生表示，战略情报局认为，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是优秀的，他评价袁庚的情报部门“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

  其次，提供作战目标情报，实现合作制敌。双方并肩作战的代表成果是1945年1月美军空袭香港的行动。莱特湾战役失利后，日海军将运输船团集中于香港附近。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直希望在南中国海港口寻获大批高价值目标。1月9日夜，美海军第三十八特遣舰队穿越巴士海峡，15日开始空袭香港等港口城市。欧戴义要求港九大队事前提供轰炸目标资料，事后迅即反馈轰炸效果。为此，市区中队在中环与上环之间的儒林台8号建立观察哨，此处可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队员文淑筠在图纸上将港内锚位编号，再根据舰船识别图标注。此外，游击队亦将市区的兵工厂和仓库调查清楚并在图纸上标注。这些情报帮助美军向维港中的日军船只、九龙和昂船洲的沿岸设施及燃油精炼厂投下炸弹。市区中队为获取情报时有牺牲，红磡船坞工人单柱贞在空袭时乘乱潜入车间获取图纸，被炸身亡。空袭中，美军飞行员伊根（John Egan）和克利汉（Matthew Crehan）被击落，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将他们救起并护送至后方。为获得轰炸效果第一手情报，袁庚和欧戴义周密部署，在轰炸前率领小分队隐蔽于沙鱼涌附近，再兵分两路于轰炸当日抵近侦察，并于空袭后第四天将轰炸效果报告发给美军。

  最后，配合美军登陆。1944年12月，东江纵队指示各部：“我们就快要负起迎接盟军登陆，配合盟国反攻，收复广州、香港以及一切大小城市、大小村庄的任务！”1945年3月4日，欧戴义要求东江纵队一周内调查大亚湾以东适宜登陆地点。纵队据此认为盟军登陆时机“已甚迫近”，向中央报告欧氏“自称登陆不需我协助”，并请示应对办法。中央指出“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巷（港）九绝不放手……美以扶蒋为主”，并表示“不会放松这个机会”。中央分析“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做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中央指示，能够给大家提供登陆所需情报，但莫轻信其所说的登陆地点，与美方谈判时要谈具体配合问题，并要求其“武装我们”。据此，袁庚派遣侦察小组与纵队第七支队协助美海军军官甘兹（S. Gantz）对大亚湾至汕头海岸做测量工作，发现了日军在汕头及东山岛的防御设施并绘制简图，证明日军已在华南沿海构筑了与塞班岛同样的洞穴工事。然而，美军终究是放弃了登陆计划。

  战争末期，美国逐渐从“扶蒋用共”转向“援蒋压共”，给双方合作蒙上阴影。此外，同与英军合作一样，游击队与美军的合作亦遭到当局阻挠破坏。欧戴义的报务员系特务，在大鹏湾附近，欧戴义一行甚至遭到军队袭击，游击队牺牲多人。欧戴义向战略情报局指出，任何维持政权的企图都会被中国人民视为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晚年回顾这段合作经历时，欧戴义评价：“我非常尊重这些人，对他们充满了感情”，“他们做了伟大的事情，他们重新赢得了民族的尊严……几代人以来，第一次没人再欺辱他们的国家。”袁庚也称这段经历是双方结下的“不解之缘”。

  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抗战中落地，使联合英美的战略设想贯彻于游击战的斗争实践，加速了抗战胜利，争取了人心，树立了为人类正义与自由而战的国际形象。这充分说明，主张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是夸大其词的宣传口号，不是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想象，而可以真正落地并行之有效的战略实践。

  对国际统一战线的贡献，首先是军事层面。制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迫切的任务。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发展与盟国的关系，军事合作是基础。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被一系列推进式和累积式相结合的战略击败，前者是美军一路向西的“蛙跳式”两栖作战，后者是持续消耗日军的空袭、破袭作战。游击队提供空袭目标情报，为后者在香港的运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千刀杀一人”的战略，逐步瘫痪了香港作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后勤基地的功能，加速了日本崩溃。

  其次，香港抗战促使英美等国正视的贡献。英美进步报刊和友人向公众报道了游击队国际营救事迹。战后，赖廉士等多次向英国政界和军界确证港九大队的功绩。为表彰游击队贡献，英军服务团推荐黄作梅获得英国勋章，1947年他还赴英国参加了胜利大。然而，冷战时期，港九大队成为“被遗忘的盟友”，复员回港的游击队员未能享受优抚，直到香港回归后，相关法例才得以修订，允许原港九大队成员及其配偶申领抚恤金。香港抗战的贡献，仍有待海外社会进一步了解和珍视。

  最后，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坚定贯彻并捍卫独立自主原则，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在与盟军合作中，始终维护民族尊严，不排外、不惧外、不，既坚持国际道义，也保持战略清醒。由于当局破坏，加之英美政府高层逐渐走向，国际统一战线被迫终结。但与游击队并肩作战的盟军官兵，依然铭记着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时遭到军队袭击和港英政府刁难，为此，赖廉士等致信英国政府，呼吁善待官兵。这说明，尽管国际统一战线已终结，但凝聚的人心没有消散，正义的声音并未缺席。

  抗战时期在香港构筑国际统一战线，是香港、祖国与世界之间一段可贵的“共有历史”，体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游击战范例，见证了御侮自卫的中华民族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